——天津高院裁定被告人张英杰故意杀人案

高空抛物案中让众多住户和物业等“自证清白”，共同“买单”，不是“连坐”不公，恰是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，也体现了法律作为“公平良善之术”的本质。

15岁的小杨被楼上掉下来的水泥疙瘩砸中了左眼，导致眼球破裂，几乎失明。小杨和爸爸一纸诉状，将整栋楼300多户居民和物业告到法院，要求赔偿医药费和各项损失。

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六条和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七条分别规定，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、悬挂物发生倒塌、脱落、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，它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，但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；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，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，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，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。

这就是说，高空抛物案件审理中，适用过错推定原则，即由可能造成损害后果的建筑物所有人、使用人、管理人承担“自证清白”的责任。例如本案中，被告应当举证证明当时家中无人，或自己根本不拥有造成损害发生的水泥疙瘩，或自己所处的位置（比如一楼）客观上不具有造成抛掷物致人损害的可能性等事实，否则将与其他“嫌疑人”分担补偿责任。

如此推定责任并“举证倒置”，要求“自证清白”的立法，意在强调受害者救济。在实际侵权人无法确定，而当前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，如果非要受害者举证明确具体加害人，其损害方能获得司法救济，对其而言无疑勉为其难、雪上加霜。而由可能的加害人、侵权者承担举证责任，并对损害责任进行合理分配，是高空抛物伤人这种特殊侵权情形下，合理分摊风险的一种手段和方法，属于对弱者的特殊保护，也是督促建筑物所有人、使用人或管理人在日常生活中提高警惕，针对存在的风险防微杜渐，履行相应的保管、维护和注意义务，不能纵容高空抛物这类恶劣侵权行为的发生。

高空抛物伤人，作为“悬在城市上空的痛”，是城市安全巨大隐患，每个市民都可能成为潜在的受害者。法律对高空抛物侵权损害专门规定了补偿责任，不是针对某个特定被告，而是面向所有住户、公民。今天在个案中看似不公平的补偿责任，恰恰是为了明天面对同类案件、同类风险时的同等公平；今天对于个案受害者的特殊保护，恰恰也是明天对于被告、其他住户等所有潜在受害者的特殊保护。

裁判要旨

开放现场，不特定人可能自由出入，但从案发时间、空间、作案手段与动机上，能够逐步排除此种合理怀疑；上诉人翻供，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申请，但从供述内容的逻辑关系分析、刑讯逼供的线索调查研判以及细节证据和关键物证的比对印证，形成司法认知：最终认定上诉人杀人的事实。

案情

2012年10月16日晚，张英杰在天津市某足疗店内，与服务员孟书珍发生纠纷。张英杰掐扼孟书珍颈部，又用手机充电器USB电线及床单缠勒孟颈部，致使其死亡。后经法医鉴定，孟书珍系被他人扼、勒颈部致机械性窒息死亡。2015年1月10日，公安机关在浙江省宁波市某洗浴中心将张英杰抓获。

审理期间张英杰屡次翻供，否认杀害孟书珍,称其来津寻妻，与孟并不相识，只是去足疗店刮痧。其辩护人提出，张英杰的有罪供述系公安机关刑讯逼供取得，不应作为证据采信。

裁判

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，被告人张英杰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,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，张英杰应依法承担刑事责任。判决：被告人张英杰犯故意杀人罪，判处死刑，缓期两年执行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

张英杰不服一审判决，以一审判决与事实不符、其未杀害孟书珍，不应承担责任为由提出上诉。其辩护人提出张英杰系被刑讯逼供，其有罪供述不应作为证据被采信，建议二审法院撤销原判、发回重审。

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，一审法院根据张英杰犯罪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和对社会危害的程度所作出的判决认定事实清楚，定罪及适用法律正确，量刑适当，审判程序合法。裁定：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
评析

案件争议焦点是对张英杰故意杀人的事实认定。本案的细节证据，脉络并不十分清晰；张英杰的有罪供述是在案唯一直接证据，但其当庭予以否认；张英杰与其辩护人均提及刑讯逼供，认为法院应排除非法取得的认罪口供；同时，在案客观证据可作其他解读，且不排除他人作案。

二审法院依据现有证据，运用经验法则、遵循逻辑规则，认为能够排除合理怀疑，可认定张英杰杀人事实。

1.关于张英杰翻供。面对张英杰侦查阶段的历次有罪供述与一、二审期间的无罪辩解与翻供，合议庭采信前者。

首先，张英杰否认犯罪的供述有多处与常理相悖，且无法自圆其说。其一，依张英杰所供，案发当日其寻妻路线为孟书珍的足疗店（河东区）其以前工作过的地方（东丽区） 孟书珍的足疗店（河东区），并自述其与孟不相识，第二次进入该店已是晚八九点钟。但对于为何于夜晚跨区奔走、不辞辛劳地再次来到一个陌生的足疗店，张英杰无法作出解释。其二，张英杰说自己与孟书珍不相识，又说当天向孟讲了很多家事。自古家丑不可外扬，为何张英杰愿将这些隐私告知于孟书珍？其三，据张英杰交代，其当晚在孟书珍足疗店为手机充电。USB电线是自己的，充电器插头是孟的，其充完电刮过痧就离开了。由此，张英杰离开足疗店应是从容不迫，但为何会将自己的电源线落在足疗店，又为何事后不去寻找。既然能长途跋涉，从东丽区再次赶回河东区的足疗店，为何不就近取回遗忘物。显然不合情理。其四，张英杰居无定所、食不果腹，当晚却要去做一个20多元的刮痧而不选择吃顿饱饭，对此张亦无法解释。

其次，张英杰的有罪供述与现场勘查笔录、尸体检验鉴定相互吻合、对应。并且张英杰身体健康、行为正常，完全具备认知与控制能力，其口供表述清晰、条理分明。

因此，采纳张英杰有罪供述。

2.关于刑讯逼供。针对“排非”申请，合议庭予以驳回。首先，张英杰离开河东区看守所后即被关押于天津市第二看守所，此时业已脱离河东公安分局办案人员的控制。但张英杰在第二看守所亦作了多份有罪供述，皆翔实叙述其杀害孟书珍经过。其中，按、压、掐、勒等细节稳定，且有客观证据印证。其次，第二看守所出具的入所健康检查表证实，2015年2月6日，张英杰进入该所时身体健康。此时距张2015年1月14日被押解回津尚未足月，若真遭受刑讯，不可能毫无反映。再次，张英杰及其辩护人无法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具体人员、时间、地点、方式、内容等初步线索。

3.关于张英杰犯罪。本案证据确实充分，能据此认定犯罪。首先，补充法庭科学DNA鉴定书证实，孟书珍颈部拭子、颈部床单吸取滤膜、颈部缠绕USB线拭子检出孟书珍与张英杰混合DNA分型；孟书珍右手指甲拭子上检出张英杰的DNA。其次，张英杰供述细节与现场勘查笔录、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、补充法庭DNA鉴定书能够相互对应。如：张英杰供对方挠了他脖子，与孟书珍指甲中检出张英杰的DNA相对应；张英杰供用床单、USB电线缠勒对方，与床单、电线拭子上检出张英杰的DNA相对应；张英杰供其左手掐脖子，将人按在沙发上，后将电线、床单先后缠在脖子上，与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尸斑位于背腰部、右侧胸部锁骨有表皮剥脱、左右乳房均见表皮出血相对应。再次，张英杰作过多次有罪供述。

的确，张英杰供述的具体程度，与侦查深入推进成正比同向，张亦始终未供述公安掌握之外的其他细节。但孟书珍系被人扼颈导致机械性窒息死亡，而在孟书珍颈部这一关键部位就检出了张英杰的DNA。且此DNA是公安机关于张英杰归案三年前即已提取，不存在事后做伪证可能。

4.关于排除案外人犯罪。在案证据排除李某一作案可能。首先，据胃内容物，法医鉴定孟书珍死亡时间是案发当晚十一点钟，而证人李某二证实此时李某一正在其家饮酒。该李无作案时间。其次，孟书珍胃内容及心室血中均未检出酒精，案发现场亦未发现与酒相关的痕迹物证。而证人余某等证实当晚李某一喝酒了。该李无作案空间。再次，除右乳头检出李某一DNA外，孟书珍身体其他部位均无李某一痕迹。而李某一对其与孟书珍有性关系的说明，能够解释疑问。床单、电源线上未检出李的DNA。该李无相应作案手段。最后，李某一案发时正在假释，随时有被收监执行、数罪并罚可能；而在案证据并未显示其与孟书珍间有何矛盾。该李无作案动机。

综上，现场是不特定人出入的开放空间，他人行为反常，上诉人翻供，辩护人要求排除非法证据，时隔四载审理。法院坚持庭审中心、秉持证据裁判、让细节说话、由理性做主，最终形成司法认知、正确认定事实。

本案案号：（2016）津（02）刑初28号、（2016）津刑终141号

案例编写人：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钱岩

来源：《人民法院报》第六版案例精选篇，2017年6月8日